评书前辈王傑魁先生，生于1874年，殁于1958年。北京人。原为更夫，喜听评书。二十三岁开始在北京说评书。拜王致廉为师，得其亲传，专说《包公案》及其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是北京评书界“傑”字辈的门长。王傑魁说书以说表细腻、慢而中听、变换声调塑造人物而见称。他熟悉平民百姓的生活，在说书中表现三街六市、五行八作及民间习俗有独到之处，由此形成了他的流派特色。 清光绪年间，北京宣外大街胜友轩茶馆主人提倡评书艺人入馆说书，便请了王傑魁说《包公案》，从民国初年，他就已享誉书坛，尤能吸引中下层听众。后主要从艺地点在天桥。他在天桥福海居(能容纳三百多书座)演出三十余年。从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长年在北京一些商业电台连续播讲《包公案》，各商号的收音机争相播放，行人趋集店前聆听，街上嘈杂之声顿消，故得“净街王”之美称。 三十年代中期，有一次他在北京西安市场同庆轩书茶馆说书，同时同地长顺轩书茶馆内有另一派说《包公案》的同辈名家刘傑谦说书，一连两个月，两部《包公案》不但没有互受干扰，反而相得益彰，两家都是场场满座。同行互济，传为佳话。 许多京剧演员都喜听王傑魁的评书，四十年代名武丑叶盛章挑班、组织金升社，改编了《藏珍楼》、《徐良出世》、《智化盗冠》等剧目，都从王傑魁的评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王傑魁为人诚实、循规蹈矩，善待同行，在台上向无对听客蹬、踹、捧、卖的劣行。有一次，他在东城南湾子东悦轩书馆说《包公案》，那里的书座儿太监居多，说到“邓家堡神手大圣邓车打弹弓、北侠欧阳春宝刀削弹”一段，不想这“削弹”因与“削蛋”谐音而犯了太监的忌讳，惹得太监们飞起茶壶来。此事为精于武术的评书艺人田岚云闻知，为抱打不平，田特意到东悦轩说书，在台上直骂了两个月太监才罢休。 王傑魁一生节俭，也为人所称道。每次上电台说书，总是包好新鞋带着，穿旧鞋走路，到了电台门才换上新鞋。他说《包公案》收入颇丰，家道算得上小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傑魁年事已高，极少登台，所演说的《包公案》唯“三吃鱼”一个片断有记录本保存，被收入中国曲艺研究会编辑、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评书传统作品选》一书。 王傑魁的亲传弟子傅阔增(1900-1976)谦虚好学，肯于吃苦，说《包公案》与《小五义》描摹市情民俗、社会心态颇似其师。王傑魁去世后，傅阔增说的《包公案》在北京享有很高声誉，书馆争相邀请。傅在1959年加入北京宣武说唱团。所述数百万字《包公案》记录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 [按]网友“刀劈三关”朋友提到“听说王杰魁说书的语速是慢而又慢，刘杰谦先生也是这样么？这种说书的模式在解放后业务是不是会受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太准确。 “慢”是相对而言的，我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呆过一段时间，听过王先生，但印象不深了，现在也没有发现王先生的录音作为佐证。 首先，我感觉说“慢而又慢”的评价是不恰当的。“座谈今古”的老先生们都讲究一个“稳”字，单纯从语速方面讲和今天相比肯定是慢一些，但那个时代的老北京人也没有像今天的北京人说话那么快，也是慢条斯理的；其次，从评书艺术的要求来讲，“慢而不断，快而不乱”是基本要求，您不能要求老先生们会象现在背“旗赞”那样表演的，所谓“慢”也是该慢的地方慢，情节需要连贯的时候也不会慢的，而且以其受欢迎的程度，如果真是那么慢，听众会欢迎吗？绝对不可能吸引人的； 再者，我原来说过，说评书的场合不同，表演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以天津来说，一般在“地上”表演火爆一些，在茶楼就可能说得稳，因为观众给耳朵用心听，我听过的一些上茶楼的老先生们语速都不是很快的，比如老张二爷（诚润）、我师爷、徐豫田先生等位，刘杰谦先生也是，也是身份到那了。一般刚出马的演员，书说得快，语速也快； 还有一点，过去上电台一档节目加上广告是40分钟，是由商家约请的，肯定比在书场里说要慢一些，也为磨烦点时间，这样时间上占得长一点，书可以少说点，这也是艺人的技巧，我以前说我师爷上电台的情况，是可以参照的。 今天能赶上王先生并且对其说书有印象的观众应该不是很多了，而且岁数也应该不小了，大家更多的是听相声中拿王先生“慢”的特点来抓包袱儿，这里面就有很多夸大的成分了，实不可信。所以我对王先生的评价只能是说得“稳”，内容上说得“细”，而并非说得“慢”。 至于“解放后业务是不是会受影响”，我也谈过，其实“1949年解放”并不是一个阶段性的时间标志，解放后的几年时间里，其实艺人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去演出，评书也是这样，不是一解放就开始说新书的，或者要求快节奏的，只是近十几年来节奏快了，观众的生活节奏快了，所以也要求演员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