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弟学校的故事
我一直念念不忘的两位老师都有文艺范儿，他们为我日后成长为文艺青年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兄弟仨的小学、初中生涯，是在水文地质大队子弟学校度过的。那所学校早已废弃。如果你了解当年有志和优质青年，如何狂热地投身为祖国找石油、找矿产的事业，就应当明白，在当年的石油队或地质队，什么叫做“五湖四海”，什么叫做“卧虎藏龙”，也就会明白那所只招地质队子弟的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不是一般的高。我和弟弟先后考上大学，读了研究生，高中毕业参军的哥哥通过艰苦卓绝的自考拿到中文本科文凭，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经常在一起回忆那些老师。哥哥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前毕业于厦门大学的物理老师、本家魏老师。他高高瘦瘦，戴一副黑框眼镜，现在想起来长得很像闻一多。他课堂上的口头禅是：“这题多简单啊，啊，多简单！像吃红烧肉一样简单！”由于我们那时很少有机会见到红烧肉，对他的教诲也就不甚了了。弟弟印象最深的是极其严厉的教语文和书法课的王老师，他“文革”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来调回老家河南的郑州大学。他的儿子跟我是同班同学，和我另一个同班同学都叫王军，一个叫大王军，一个小王军。大王军的妈妈也是那所学校的老师。小王军，也就是王老师的儿子，头很大，特别聪明。每逢下雨天我们就会唱起歌来：“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打伞，他有大头。”我们这一届学生正赶上学制改革，是第一批初中、高中都读三年，因而寒窗了十一年的学生。小王军的年龄本来就比我们小，又因为跟着父母调回河南，初中、高中仍然是两年制，硬生生比我早两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等我进了师范大学，他常常不辞劳苦步行穿过原来的武汉测绘学院来找我，我却爱理不理的，心里莫名有股火，不知道是对湖之北，还是对河之南。教育的不公平，似乎早已存在。
我一直念念不忘的两位老师都有文艺范儿，他们为我日后成长为文艺青年打下坚实基础。他们的学历没法跟魏老师、王老师相提并论，更没法跟后来的我比；他们也没有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考级证、四六级外语证、计算机等级证……我怀念的其实是那样一个不讲文凭和学历，只看真才实干的时代，那样一个还没有数字化——比如“985”“211”“百千万”——的中国。地质大队每到冬季季节性歇工，分布在省内各地的分队集中到大队部做政治思想教育，叫“冬训”。时间一到，大队部院内涌现出许多野外帐篷，像是行军打仗的。冬训必有文艺汇演和球类比赛，子弟学校是汇演的主力，节目都由这两位老师组织策划。
其中一位肖老师，女性，湖南人，师范学校毕业，教音乐。学校唯一的一台脚风琴，在她的脚下和手下发出美妙动听的旋律。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妈妈是学校书记，有一年冬训准备文艺节目，她钦定既不是湖南人也没有任何音乐细胞的我，出演湖南花鼓戏《沙家浜》的男一号：郭建光。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排练中，先要学说“福男话”，再学唱腔，再学一招一式的表演。我弟弟常常艳羡地爬在教室窗外看我排戏，每天向家里人报告进展。
也许是上天注定，在我渐入佳境的时候，一次体育课上，我用力过猛，跳高的时候居然跳出了沙坑，重重地摔在地上，左臂骨折。我心有不甘，打着夹板、缠着绷带依然参加排练，终被觊觎已久的男二号二黑子给取代了。我的演艺事业就此结束，“到那时，身强力壮跨啊啊啊战马，驰骋疆场把敌杀！”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二黑子读完高中顶父亲的职留在队里，现在非洲一个小国打井。某天深夜他打来越洋电话，非要给我唱几句《沙家浜》，说是可以唤醒我们曾经度过的美好时光。不过他唱的并不是我们当初表演的片段，而是《智斗》：“我佩服你的沉着镇静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
教体育课的正是我要说到的另一位蔡老师，男性，也没什么正规文凭。他同时上地理课。教这两门课真的不需要多大的本事。你想想，在水文地质大队，随便抓一个人讲地理都是一套一套的，给今天地质大学的学生讲课都绰绰有余。教体育？对长年生活在野外的地质队的小孩，体育还要教吗？他的魅力在于他的业余爱好：拉二胡，会跳舞，会唱歌！而且颜值很高。
那一年冬训，他负责编排歌舞表演《逛新城》。他亲自扮演阿爸，从大队部广播台找来年轻美丽的女播音员出演女儿。晚会现场，他穿着一件地勘队员常穿的中间系着腰带的土黄色棉袄，鼻孔里夹着八字胡，左手拿一个长长的烟锅袋。他精心设计的小细节——用右手时不时地捋一捋胡子——怎么看怎么像一位新疆老大爷，带着闺女去拉萨逛新城。女声甜美、乖巧，男声宏亮、深沉，有一股磁力：“阿爸呀，（呀！）快快走，（哦！），看看拉萨新面貌。/女儿耶，（唉！）等等我，（哦！）看看拉萨新面貌。快快走呀，快快行呀，哦呀呀呀呀呀。”尤其是反复出现的“哦呀呀呀呀呀”，尽显老人的风趣、俏皮，在日后被我们一遍遍地模仿。
后来我们的体育老师换成了科班出身的刘老师，毕业于古城墙里面的荆州师专。现在想起来，他长得有点像刘翔。刘老师是武汉人，对于一直在县城打转转，偶尔去一趟沙市的我来说，武汉是个很神秘的很大很大的城市。记得考上大学去武汉报到前，高中同桌、同是地质队子弟的董江曾严肃地告诫我，武汉的汽车多得不得了，马路你都过不去。刘老师初来乍到，年轻气盛，对野性十足、调皮捣蛋的地质队子弟毫不客气。有一次课上他揪着大队长的儿子二蛋的耳朵说：“你给我老实点！你老子不就是个县团级嘛！”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县团级”这个词，却不解其意，听刘老师的口气好像就是个芝麻官。但芝麻官的儿子二蛋肯定是地质队最牛的“官二代”。
大概是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上课，任课老师久久没有出现，我们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二蛋突然站起来，高声说：“老师搞破鞋，在大礼堂开会做检查呢！”见没人理会，他走上讲台，在斜靠在墙上的、木质的黑板上，用白色粉笔画了一个女人的半身裸体。见女生都别过头去，他恬不知耻地笑着，又用红色粉笔在女人的乳房上重重地点上了两个点，扔了粉笔，打着没有响声的响指出了教室，不知所踪。我们谁也不敢动，我都忘了当时的我是不是班长，只想着他说的“破鞋”，会不会在挂在老师的脖子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班主任走进了教室。他看见了黑板上的裸体画，脸色乌青，但没有说什么。他拿起黑板檫转身擦了起来，但那两个红色的点，像是刻印了进去，怎么也擦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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