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4日，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亚洲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越南研究所主办的“东亚的历史、文化与外交”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来自本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鲁东大学、南通大学、宁波大学、长江师范学院、红河学院等多所院校的40余位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在线听会人数200余人。
开幕式由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王连旺主持，会议召集人葛继勇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说明了会议主旨，介绍了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概况及人才引进政策，希望汇聚国内外东亚学研究人才，共同推进东亚的历史、文化与外交研究。
上午的会议分基调演讲与主旨演讲两个部分。葛继勇教授、红河学院叶少飞教授主持基调演讲，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邱普艳副所长、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鑫磊副研究员主持主旨演讲。
浙江大学王勇教授《从到》利用柳得恭《燕台再游录》中所载与李鼎元的问答内容及中日多种史料，考察了《球雅》到《琉球译》的编纂过程及书名由来，展现了中琉之间历史文化交流的精彩一面；郑州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松浦章教授《清朝的“展海令”与日本的应对——近世东亚外交的一隅》指出，清朝“展海令”颁布后，赴日清商数量骤增，致使德川幕府规定清商在限定区域的唐馆中活动；中山大学牛军凯教授《古代中越文化知识的共建——以越南文献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为例》，重新解读了越南民间文献所载中国人物与历史事件，认为中国历史人物在中国史籍、越南史籍、越南民间文化“史学三调”中形成了一种多元的立体化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戴卫红研究员《中日韩出土九九表简牍及其基层社会的数学学习》考察了中韩日三国九九表简牍出土共通特点，指出东亚基层社会广泛使用的九九乘法表是理解汉字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鲜活、宝贵的一手材料；葛继勇教授《东亚视阈下日本九九算表木简的特性》分析了中日韩三国出土有九九算表木简在书写顺序、内容及目的方面的异同，指出中国与百济木简的实用性强，日本九九算表木简主要为律令制下的基层官吏日常习书所作，还被用作祭祀道具，体现出日本早期文字文化所具有的咒术性等特征；复旦大学王升远教授《大佛次郎战败日记中的“神风”与荷风》指出，永井荷风、志贺直哉等几位不愿投机趋时、不愿被驯服的、冷眼旁观时局的倔强个体在政治重压之下，以冷清的守望、不合作的沉默为战后日本文学留下了一支难得的血脉；红河学院叶少飞教授《十六至十七世纪越南和日本古文书中的东亚世界秩序》指出，中国以外的周边国家之间在中华朝贡制度的影响下，以“国王”名号和汉文“国书”实现了交往的平等，展现了当时的东亚世界秩序；鲁东大学黄修志教授《邦交与罪罚：1764年朝鲜通信使行“杀人事件”与朝日关系》以“崔天宗被杀事件”为切入点，分析了十八世纪朝日在应急机制、犯罪审判、刑罚文化、邦交关系等方面的互动，并横向比对朝鲜与清朝间发生的跨境杀人案，指出东亚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较量与制度博弈。
展开全文
下午的主旨报告分四组进行，第一组由山东大学李海涛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冯立君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鑫磊副研究员《清代蒙古族学人博明与朝鲜士人交游考》综合运用中韩两方面资料，对博明生平事迹加以考订和补遗，呈现出博明与朝鲜使臣间长期频繁深入交往的事实，为研究清代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变化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南通大学崔英花副教授《漂流民笔谈与朝鲜对琉球知识情报收集——以朝鲜漂流民的琉球之旅与相关见闻记录为中心》通过8种清代时期朝鲜文人专著与记录，跟踪朝鲜文人通过漂流民获取琉球信息的过程和朝鲜收集的琉球信息的主要内容，探讨了这些琉球情报在当时的朝鲜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和作用；王连旺《林罗山父子与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解题》梳理了林罗山父子与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整理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指出应按照目录解题、资料影印、文本校注的“三步走”计划，有序推进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南昌大学韩东副教授《在朝鲜文坛的传播、再选与影响》梳理了《文抄》各类版本以及朝鲜衍生文本对“文抄”的本土化改造意图，进而探讨了“文抄”及其编纂思想对朝鲜社会的影响；宁波大学屈广燕副教授《戚继光兵书在朝鲜的流变考释》指出，侧重“御倭”的《纪效新书》备受朝鲜君臣重视，侧重“防胡”的《练兵实纪》并未着力实施，明清鼎革后，戚氏兵书又成为朝鲜“尊周思明”的载体；李海涛《近代东亚佛教典籍交流与互动——以金陵刻经处所见韩国佛教撰述文献为中心》指出，金陵刻经处刻印新罗僧著述较多反映了唐与新罗之间佛教关系密切，从内容取向来看，受到了金陵刻经处杨仁山、欧阳渐等人的认识和取向的影响；郑州大学成思佳博士《现存最原始的越南陈朝史籍文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抄本考论》指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大越史略》是目前已知的唯一未经《四库全书》编者改订的《史略》版本，对于认识和研究越南古代历史、《四库全书》的编撰和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越南认知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组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晓明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康昊博士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晓弈博士后《讲读中的“日本”与“倭”——“日本”国号问题及其超克》认为，对于“日本”一词的讨论，比起自称或他称的态度摇摆，应当更加重视他们在态度转变的过程中，《日本书纪》讲读、辩论活动所具备得展示性、观赏性特征；中国人民大学钱昕怡副教授《西岛定生“东亚世界论”再讨——一个基于史学史视角的考察》指出，新一代日本史学研究者如何继承前辈的世界史视野和民族反省意识，在新的全球史、区域史背景下重新认识历史，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康昊《重归“太平”：室町幕府的建政仪式与合法性构建》指出，室町幕府执政者举行政治仪式，重塑政治记忆，抹杀“反叛”历史，展现政治合法性，塑造自身作为和平重塑者、战争终结者的形象，以获取公武社会和民众的政治认同；郑州大学张燕燕博士《入元日僧古源邵元北方行迹考》指出，邵元在中国的后半期大都在黄河流域度过，他与当地僧侣们交往并相互影响，其北上是其自发、有意巡礼圣迹、朝拜禅宗祖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晓明副教授《注解在日本江户前期的转变及影响——以藤原惺窝、林罗山为中心》认为，林罗山重视朱熹注解，但主张通过旧注追求新注本质，他们对于宋明注解的不同理解体现了江户儒学传播的深化，标志着儒学日本化的开始，对于理解古义学、古文辞学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郑州大学卢俊伟博士《江户时期兵学思想的形成与文武合一观的关联》认为，在文武合一思想的影响下，江户兵学对于儒学，形成了既吸收利用，又对立冲突、超越凌驾的复杂关系，而兵学在近世思想史中的地位以及它与儒学的复杂关系都值得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唐永亮研究员《试析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指出，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具有内在逻辑性和合理性，既体现了学理化讨论的严肃性，也有落脚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民族主义情怀，也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多元思路。
第三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来特副研究员、宁波大学郑洁西副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文明副研究员《日本对中国浙江与日本交流史的记述》对《通航一览》的内容进行了详实的梳理，认为《通航一览》对于从贸易以外的角度认识明末至清中期“浙江与日本的交流史”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厦门大学林观潮副教授《中日交流史上的隐元禅师与黄檗文化》指出，隐元禅师与其所代表的黄檗文化，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与丰富价值，值得加深挖掘，大力弘扬；郑洁西《沈惟敬“东行”与明日朝交涉——以为线索》通过文本分析与史事考证，还原了明朝与朝鲜、日本在万历年间的一次重要交涉活动，可补中国史籍记录之不足，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年旭副教授《日本遣明使团华人通事的兴衰》从明朝对待日本遣明使团华人通事政策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旅日华人通事的影响、明朝对于日本朝贡的态度演变等方面，展现了日本遣明使团华人通事的兴衰历程；王来特《近世中日长崎贸易中的唐通事》指出，中国商人、唐通事和日本地方官共同参与的“政治演出”则为尚未得到扩张机会的“日本型区域秩序”，以及仍处于理论阶段的“日式华夷秩序”得到了可以实践的空间；四川师范大学张兰星副教授《日本锁国期长崎出岛荷兰商馆的营建及运作》认为，荷兰与日本的交流顺应了历史发展规律和潮流，而出岛的存在非但没有让日本完全锁住大门，反而一点点汲取西方之“营养”，为近代的转型积累“资本”；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许浩《淹没在异域的赴日清人朱佩章》利用《清朝探事》等资料，重新探讨了朱佩章第二次赴日时间等问题。
第四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唐永亮研究员、长江师范学院刘九令副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叶杨曦副教授《论竹添进一郎与》提出，文辞典雅的《双殉行》展现出竹添晚年在汉诗创作艺术手法上的渐趋圆融，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萌芽期的军国主义思想，同时也体现出其中国观的变化与复杂；长江师范学院刘九令、杜翔南《百年前日本人笔下的长江形象》认为，近代日本人对长江形象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原貌，同时也有西方式的傲慢与偏见，是日本近代自我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本背后隐藏着对华渗透与侵略的政治目的；武汉大学刘丹博士《外来字符“汉字化”现象初探》指出，近代以来，汉字书写系统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大量的外来字母，极少数的字母符号能丰富汉字的表达，并不会对庞大的汉字书写系统造成戕害，对此我们应抱有更积极的心态；南开大学蒋云斗副教授《汉源与和流：浅井了意的故事流变论略》指出，《新语园》是浅井了意根据中国古代典籍辑录而成的和制类书，间接推动了中国故事在江户日本的流播，按照主题进行辑录的方式也便于浮世草子作家与净瑠璃作家进行翻案创作；上海交通大学李思齐博士《近代东北日本留学生统计资料相关研究——从统计资料的整理来看》利用大量一手史料，考察了伪满洲国留学生的管理情况，通过对留学生人数的统计，展现了近代东北日本留学生的全貌；浙江大学周妍副研究员《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日本的对华认知——以诸桥辙次的实地观察为中心》指出，诸桥辙次通过把握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联，否定了日本主流舆论将运动视为“排日”的“盲动”，是对同时代日本对华认识的重要补充；郑州大学靳丽芳博士《从御宅族文化看当代中日文化交流》追溯了“御宅族”一词的产生、含义的流变以及在东亚地区的传播过程，指出在日本御宅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我国台湾地区承担了类似文化中转站的角色。
王升远教授、黄修志教授分别做精彩的总结发言。王升远教授指出，第二组和第四组的论文聚焦自我认知的想象与政治文化的对视问题，以及人员、思想、语言文化的跨界流动、传播、受容与变异的问题，无论发表者还是评议人的问题探讨，都直指症结，真诚坦率，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黄修志教授指出，第一组和第三组的论文以元、明、清为主，也都特别关注文本与历史之间的互动，提出今后的研究可以尝试超越文本看行动、超越群体看个体、超越断裂看延续、超越范式去寻求反思，在前辈学者基础之上寻求突破，共同推动东亚学研究。
葛继勇教授在闭幕词中首先转达了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领导对参会师生的热烈欢迎与亲切问候，对参与本次会议的学界同人及师生表示感谢，并对各位老师的学术报告以及精彩的点评表示惊喜，最后希望我们的“东亚学术共同体”不断壮大，推出更多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