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敢在废墟中再有所坚持。两种心态所表现的倾向其实是一样的：软弱而无力承担时代所提供的机会与责任。
钱永祥
本文选自《纵欲与虚无之上》一书，其初版为2002年，此次是十四年后的再版。该书已成为经典，其理论与论述放在今日仍正当其时，由中信出版社授权刊载本文。
庸俗者没有怀疑，所以无所担当；无聊者缺乏热情，所以不求担当。庸俗者以为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业已解决，生命不过是随着主流逐波弄潮；无聊者则根本不识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包含着徒劳的悲剧成分，以为生命本身原是轻松幸福的尽兴一场。————钱永祥
我生而有幸，兴趣与职业能够合一。读书便是我的兴趣兼职业。多年来读过的书不能称多，不过倒也确实读到了一些比较难忘的书。
我用“难忘”一词，避开习见的“好书”这个标签，是因为“好书”总需要一些客观的标准，“难忘”则凭借主观的感受已足。其实撇开纯粹专业阅读的情况不谈，我们对一本书的评价，最后多半要诉诸它对自己造成的冲击与引发的共鸣。一本书为什么会使读者难忘，恐怕不容易找到一个明确、一贯的理由。
举例而言，我沉迷于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的小说，册册数十读而不倦，虽然我猜想他进不了文学史，气质又有许多另一个时代的残余。我崇拜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不过我看懂了的部分大概仅及全书章节的十分之一，其他部分的论证我没有能力用自己的概念、语言重新陈述（这应该是哲学书有没有读懂的基本判准），只能遥遥向往其中描写的朦胧境界。我认为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德性之后》（After Virtue）乃是本世纪英语世界道德哲学最吸引人的一本著作，可是其结论少有人能接受，更有许多人怀疑其哲学的可信度。（说来讽刺，麦金太尔严厉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正是下文所要推崇的韦伯的立场。）这些书都曾经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虽然我永远无法（也无意）勉强“证明”它们是具备了某项客观价值的好书。
跟上述三个例子比起来，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我心中的难忘程度要更进一步。我不仅细心研读过这两篇演讲，并且有幸投入出版中译本之前的编译、注释等辛苦工作。这两篇演讲处处有慷慨动人的激情隐藏在纸面文字之下，翻译过程因此也夹杂着太多情绪起伏的经验，许多中文段落从而镌刻在我的心里，至今无法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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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忘却的还包括了韦伯在这两篇演讲里提出的问题、答案，以及凛冽的挑战。
马克斯·韦伯
韦伯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很熟悉：自己生命以及周遭的世界究竟有没有“意义”？如果你有宗教信仰，或者在心态上属于韦伯所谓的“宇宙—伦理观上的理性主义者”，你会相信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体系，其中的事件安排均有其理由可言，这类理由最后可以回溯到神的旨意，或者是某种天道、某种彷佛有目的的秩序的运作。个人生命只要在这套秩序里有所安顿，就自会取得意义，人的活动只要与那客观的目的有所关联，就自有其价值。
近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摧毁了这一套认为生命的意义有其客观来源的信念。韦伯借用德国诗人席勒的字眼，称近代人“祛除了世界的迷魅”（直译为“解除了世界的魔咒”）：世界从伦理角度来看是“非理性的”，只是机械性的规律运转，没有任何内在本有的意义或目的可言。人可设法认识事物的因果规律，以便利用厚生，但这规律并不构成一套客观的道德秩序，因此也就不可能提供生命的安顿，导出人生的方向与目标。
近代文明的这个转折，一方面具有强大的解放效果，使人在自然与社会两个领域均摆脱了自然天成的道德秩序的指导羁绊；另一方面却也赋予个人沉重的责任，因为现在个人必须自行建构价值与目的，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可是，在除魅后的世界里，当宗教之类的传统救赎力量失去作用之后，个人又有什么资源处理这么沉重的课题呢？
韦伯探讨学术与政治这两种“志业”，正是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在近代世界，学术与政治似乎是最夺目的两种力量。学术知识发现客观的真理，通过计算支配万物；政治行动实现美好的理想，凭借权力改造整个社会。科学真理扫除蒙昧迷雾，让人知道该如何生活；政治理想取代不义的体制，让所有人生活在自由、平等、博爱之中。这两种活动不仅本身具有重大的价值，可以让以它们为志业的人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它们似乎还都可望指出理想的人生应该如何操持，帮助每一个人找到生命的方向与准则。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学术与政治寄予莫大的希望与信心，甚至把它们看作新的“神”，要求学者与政治人物扮演昔日先知发配意义的角色，也就不难理解了。
《书术与政治》一书里包括了韦伯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在两篇演讲中，韦伯对于近代学术与政治的思想预设、制度条件、内在性质、可能作用，均做了精细的分析。这些分析对读者有极大的帮助，帮助我们了解学术与政治的性质与定位。可是在这些冷静的分析之外，两篇演讲同时还提出了动情的呼吁。倾听他的呼吁，我们会警觉到借学术或政治追求生命意义的尊严一面与徒劳一面。
韦伯认为，学术与政治诚然有其重大的价值，但它们也均有严重的局限。学术一方面帮助人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相对于既定目的提供手段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帮助人理解自己的实践抉择如何与终极价值立场保持一贯，也就是让人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有所自觉和交代。
可是针对生命的根本问题——个人应该选择、信奉什么终极价值立场——学术是无法提供答案的。客观宇宙秩序崩解所带来的“价值多神论”，迫使学术必须守住自己的神，从而也就不免得罪其他的神。假如学术以理智真理为神，那么它就必然要背弃善、美、幸福、灵魂得救等其他神祇、其他价值。学术没有资格在交战诸神之间充当裁判，没有能力排列证明各种价值的高下。终极价值的抉择，也就是自己该侍奉哪个神，必须由个人自行决定。
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里，韦伯指出“学术不是灵视者与先知发配圣礼和天启的神恩之赐，也不是智者与哲学家对世界意义所作沉思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他尖刻嘲讽“领国家薪水并享有特殊地位的教授”在课堂里扮演先知或救世主的角色，认为这类表演徒然使年轻人无法认清一件基本事实：“今天人的命运，是要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学者扮演假先知的罪恶后果，就是掩饰这个重要事实，让人继续靠幻觉生活，结果无法为自己的价值抉择负起严肃的责任。
至于政治，韦伯虽然视它为“尊贵的艺术”，掌握着“历史的舵轮”，但是他强调，企图借政治实现理想价值这个想法，在除魅后的世界里同样面对着严苛的挑战。既然没有一套客观的道德秩序来保证意图与后果之间的一致（韦伯称那种相信善因得善果、恶因有恶报的人“在政治上是个幼童”），追求理想的动机与最后获得的结果便往往相去甚远。在这两极之间，有些人只注重意图、动机、用心的良善高贵与否，只着重理想是否符合某种道德标准，这类人的态度，韦伯称为“心志伦理”。（这个词也有译作“信念伦理”或“意图伦理”者，不过最近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明辉先生提出“存心伦理学”新译，似乎更为高明。）另一类人则相信行动的后果更重要，行动者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在于目标或者用心是否正确高贵，而是后果是否有价值，与原初目的又相去多远，这种态度，韦伯称为“责任伦理”。
从心志伦理的角度来看，政治的要务是追求某种理想的实现。但是韦伯指出，我们不要忘了政治所使用的特定手段是武力，而“武力之中盘踞着魔鬼的力量”。武力有其本身逻辑所决定的特定后果，不仅会使得理想的意图与行动的后果之间的悖反更为严重，甚至会迫使原先的理想迅速沦为空洞的政治“咒语”，掩饰权力的诸般丑态。有懔于这个事实，政治人物必须放弃心志伦理的幼稚信心，采取责任伦理的踏实准则。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政治行动所能提供的意义或许极为有限，可是却更能表现一种韦伯所谓的“英雄伦理”：不赖幻觉、无惧于希望的破灭，面对真相下的世界追求有限的现世理想。这也是韦伯心目中的政治人物典范。
钱永祥：台湾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另著有《动情的理性：政治哲学作为道德实践》，译著有《动物解放》
在我的体会之中，韦伯的这些呼吁似乎可以用“纵欲”与“虚无”的对立两极来衬托表达。如果对于意义的渴求是一种欲望，纵欲指的便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幻觉，对于人类的作为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对于此，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会在瞬间崩解，沦为对于一切价值的麻木虚无心态。在除魅后的近代世界里，意义的问题逐渐浮现，解决的唯一资源又只剩下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纵欲与虚无之间的轮替交迭自然愈演愈烈，表现了人类每一次建构意义时从张狂得意到失败丧志的循环。
但是纵欲与虚无还有深一层的共同根源，那就是它们都企图逃避现代性的要求。韦伯再三强调，近代世界中的意义问题，受制于特定的思想与现实条件。这些条件，几乎可以用“冷酷”一词来形容。他在一些洋溢着悲情的段落里指出，对近代人而言，最艰难的事就是“面对时代宿命的肃杀面容”而犹贾勇自持。如果时代宿命代表着荒凉世界中一切希望的破灭，贾勇自持所要求的就是以坚韧的心肠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关系。（dennoch）”与这种态度相反，纵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敢在废墟中再有所坚持。两种心态所表现的倾向其实是一样的：软弱而无力承担时代所提供的机会与责任。
回想起来，翻译韦伯这两篇演讲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段经验在劳累中夹杂着兴奋，兴奋于自己有幸翻译到这么深刻动情的作品。韦伯提出的问题、分析与呼吁，切入近代文化的内里，在西方世界固然已不易见到堪与伦比的文化反思，中文世界的浅薄幼稚，自然更不可能感触到他那种属于悲剧的眼光和情怀。当时，只要想到台湾的年轻人可以就此读到如此深刻的文化反省与伦理思考，不必如我少时一般坐井观天，以为胡适或者罗素便是所谓的“思想家”，翻译过程中的无数困难挫折，便有了设法去克服解决的动力。
10年之后重看当年译本，虽然发现了很多缺点，不过比起几个英译本以及稍后出现的大陆中译本，我们这个译本似乎仍然比较翔实完整。而只要开始阅读，我仍然不禁又被韦伯的凌厉分析与激情呼吁吸引而难以释卷。1919年初，韦伯在慕尼黑对以左派激进学生为多数的听众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结尾的段落是这样开始的：
届此，在座的各位贵宾们，让我们约定，10年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很遗憾，我不能不担心，到了那个时候……反动的时期已经开始，你们之中许多人以及我都在盼望、期待的东西，竟几乎无所实现……到了那一天，我个人是不会丧志崩溃的；但不容讳言，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也是心中一大负担。到了那一天，我非常希望再见到你们，看看诸君……有什么内在方面的变化。
韦伯在次年去世，10年之后德国卷起了希特勒的风暴。我当然无法预言10年之后的台湾会是什么面貌，大家今天的兴奋期待，是否会由于外力、内因而仍然归于徒劳破灭；热情的心志，是否会陷入韦伯列举的“恨怨、庸俗、麻木，抑或遁世”等等结局。但我希望10年之后还有机会重温这两篇演讲，也希望有机会知悉新一代的人曾经自其中获得学术或政治方面的启发。我更希望自己在学术与政治两方面能够发展出比较深沉成熟的反省。毕竟，正如麦金太尔之评所显示的，韦伯的观点含有严重的问题，后人不能不努力突破它的限制。而当然，若是力有未逮，自己无能开发出新的论述境界，那么只要再找到一本令我同样感动难忘的书，借翻译让我分享其中的悲情（pathos）起伏，于愿亦足矣。